精细化育儿与家庭生活的变革

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出现持续下降的显著趋势。2023年，全国出生人口902万人，比上年减少54万人，出生率为6.39‰；死亡人口1110万人，死亡率为7.87‰。该年年末全国人口14096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这意味着，中国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中国人的生育观在短短几十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曾经将多子多孙作为福气的重要象征，而今却越来越害怕生育。不仅年轻人不再将生育视为人生任务，一直以来秉持旧价值的父母很多也不愿再催生二胎，他们甚至劝说年轻人少生。我问过一个60多岁的阿姨，她的孙子今年7岁，最初几年都由这位阿姨带大，阿姨很不愿意儿子再生，她说，“儿子经济条件不错，再生一个也没问题。但我带孩子带怕了，现在带孩子太麻烦了，儿子不生最好，再生我也不愿意帮他们带了”。
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生育观念与生育行为的变化与很多因素相关，在此只讨论近年来家庭育儿的一个显著变化——育儿精细化。育儿精细化使家庭成员将精力与家庭资源前所未有地投放在育儿领域，它不断制造着青年人与老一辈的育儿焦虑，影响着家庭的经济决策与代际关系。
一、精细化育儿是如何出现的

去年三月，我拥有了自己的宝宝，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育儿是一个如此复杂的过程。一个六斤左右的小小人儿竟然有那么多需求，而这些需求竟然还能对标到各类所谓的专业术语中。
例如，仅冲泡奶粉这一项，按照标准的育儿方法就需要准备好消毒过的奶瓶奶嘴，而后遵循先加水后加奶的原则，用45C°的温水按照一定配比将奶粉冲开，此后通过双手来回搓动将奶粉摇晃均匀，并为奶瓶排气。宝宝的消化能力不行，喝完奶以后更是需要用较为专业的手法为他们拍嗝，减轻肠胃胀气的反应。这只是最简单的一项，洗澡、抚触、早教、哄睡、晒黄疸、内耳前庭训练……无不有着精细化的“科学方法”。
可以说，年轻父母还未完全体验新生命诞生的喜悦，就已经踏入了一个复杂的新世界，到处都是陌生的词汇语言，需要学习的知识与方法。有过生育经验的老人也茫然无措起来，他们一下子变得不会带孩子了，一些老人没有护士的指导甚至不敢抱孩子。
更令人紧张的是，家长的实操还要面对儿童保健门诊（简称儿保）的“检验”，婴儿出生一个月后，儿保就会详细检查小朋友的生长曲线是否符合标准、大运动与精细运动有没有达到平均水平、认知能力是否存在问题……家长掌握知识的完备程度，对儿童照料与训练的精细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每个月儿保的结果。
很多家长在得到儿保医生的肯定时，通常用“得到了医生表扬”这样的语汇表达自己的高兴情感，而未达标的家长，常常用“被医生批评了”这样的语汇表达着焦虑。“表扬”与“批评”竟然用在了医疗检查上，足以体现家长对儿保的重视。未达标的家长很难摆脱对孩子的歉疚心理，为了改善状况，大多会在各类论坛与分享平台上搜寻各类经验，以求下次儿童的表现能够更趋近理想标准。



精细化育儿已经不是个别精致家庭的特例，它构建了一整套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方法，成为全社会的育儿共识，变革了传统的育儿实践。这套育儿知识与实践进一步与儿童保健门诊这类具有医学性的评判规则相联系，强化了它的“科学”特征，并将自身演化为一套迫使所有人必须遵循的“强规则”。
如果进入这套精细化育儿的知识体系内部，它显然有着现代医学知识的支撑，也的确增加了育儿的科学性，对传统育儿方法进行了优化。但是，这套体系也不完全是“客观科学”，它的内部十分混杂，充实着似是而非的“科学观念”，知识的贡献者众多，很多都不来源于正规的医学机构。但即使剥离其中明显的知识谬误，精细化育儿也仍然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是主观建构的产物，存在着明显的理论预设。在纷繁复杂的知识表明背后，明显有两套语言编码着我们的育儿实践。可以初步总结如下：
一是理性化的科学管理主义。科学管理主义最初服务于工厂管理，它强调能够找到确定的理性技术和方法，优化工厂的生产流程与生产方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这套方法应用于育儿时，基本保留了科学管理主义的核心特征。
（1）标准化与量化管理。为了强化可测量性与操作性，儿童连贯的成长被精细化地划分为不同阶段，在婴儿期的一年内，这种划分更外细致，基本以月为单位，每个月都有统一需要解决的问题、训练重点，也有着相应需要达标的健康监测指标。这些规则、标准、指标十分细致，几乎涵盖儿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一个五月龄的孩子，理想状态下，每次喝奶应当在180ml到240ml之间，喂养频率为4-5小时一次，总奶量达到800到1000毫升之间；他的睡眠总时长最好能达到14个小时，白天的小觉和夜晚睡觉的时间也有较优的状态。他还需要持续进行各类训练，以提高认知与运动表现。
（2）儿童的可训练性。科学管理主义在一开始就要求工人适应理性化的操作流程，在育儿领域，儿童也被认为可以通过大人的培养与引导，形成特定的行为模式，以适应更优的育儿模式。在这一层面，婴儿的睡眠训练具有典型性。婴儿在最初不会自主入睡，需要大人哄睡，科学的哄睡方式强调可以不断降低安抚等级，提高小婴儿睡眠能力，一些行为主义的方法甚至提供了一套在短期内让婴儿啼哭、大人不干预的方式，使婴儿意识到睡眠时刻是没有相伴的哄睡行为的，从而逐渐学会自主入睡。此外，大人也应该努力让小朋友的作息规律化，使他们逐渐适应更加接近科学流程的作息时间、喝奶时间等等。
（3）风险防范主义。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遭遇不少风险，定期的监测、科学的育儿流程可以防范大部分风险——无论这些风险属于大概率风险还是小概率风险，风险总归是应当小心避免的。例如，六个月的孩子需要在喝奶以外添加辅食，以补充奶水以外的营养，在辅食添加过程中，小部分儿童可能会对特定的食物有过敏反应。自己的孩子很可能不属于小部分，但显然不能为此冒风险，因此，所有儿童的辅食添加都要进行食物排敏。蛋黄的食用就特别典型，一开始只尝试八分之一的量，没有特殊反应的情况下，渐次增加到四分之一、二分之一，最后才是完整蛋黄。风险防范主义也是去经验主义的，它通常与量化与标准化管理原则相结合，以进行科学的风险评判，如果儿童在特定成长阶段没有达到相应指标，就需要进一步的科学检查，以排除特定风险。
二是以人格塑造为核心内容的心理学语言。心理学的基本的理论预设是，每个人都会形成独特、稳定的人格，它是性格、特征、态度与习惯有机结合，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决策，甚至终生的幸福与成就。人格的形成主要在一个人的幼年时期，家庭中的成年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心理学话语的溯源性与养成性特征无疑强化了家庭幼年时期育儿的重要性，也无形中增加了家庭的责任。在诸多人格塑造的心理学语言中，有几个词汇最能引起家长重视的。
（1）性格与习惯。儿童在未来要有好的成就与表现，必须在一开始就养成特定的性格与习惯，人格一旦成型就很难再根本改变。在性格的各项评测指标中，家长们特别看重专注力、自主性这样的人格特质。为了培养专注力，大人就不应该随意哄逗小孩，“过度陪伴”容易消磨婴幼儿的专注力，要让他们有自主玩耍能力。为了培养自主性，就应当鼓励婴幼儿自主进食，无论弄得多脏，只要他们有自主吃的意识就行，大人再打扫干净就是。
（2）安全感与创伤。婴幼儿时期的安全感被认为影响人一生的幸福与快乐，安全感缺失带来的心理创伤更是难以修补。引用一段网络博主共情婴儿孤独无依状态的文字，“胎儿在母体内处于一个完全安全的状态，他的所有需求都会被自动及时地满足，但从降生的那一刻起，他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没有温暖的包裹，没有及时地满足，安全感全然破碎！他只有通过哭泣来传递需求的信号，弱小无助至极。这就需要养育者的爱和及时回应来帮助婴儿重新建立安全感”。基于安全感的要求，父母对儿童需求的回应性被置于很高的位置，需求回应不足与错误很可能导致安全感缺失。



这两套语言是育儿精细化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它们为育儿提供新的词汇、语言，不断强化着育儿精细化的合理性。然而，科学管理主义强调的标准化管理、儿童的可训练性、风险防范主义并不能够完全契合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样，以人格塑造为核心的心理学同样带有明显的预设与成年人的主观投射。互联网众多传播主体对这两种语言的泛化使用更加剧了它们与“科学”的距离。
可以说，当前被广泛认同的精细化育儿包含了大量主观建构与“意识形态”的成分，但它的确变革了我们的认识，极大改变了当代的育儿实践。它被传播的如此普遍，只要随便问一下年轻一代的父母，几乎所有人都对这套精细化育儿的各类专业词汇与操作方法如数家珍。
二、精细化育儿带来的家庭变革

中国人一向具有世代价值，人们普遍将养育子女，为他们提供发展条件，作为基本的人生任务。人生任务完成了，才算尽了自己的责任，这辈子才可以活得心安理得。在这种世代价值的影响下，很多家庭都将养育子女作为轴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因而，育儿的精细化与复杂化不仅是育儿实践的变革，更对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一影响力很可能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第一，育儿专业化与育儿消费市场的兴起。精细化育儿快速塑造了育儿知识与实践的壁垒，它不仅使新手爸妈茫然无措，也瓦解了父母一辈传统育儿经验的价值。育儿逐渐从一种近乎本能的实践变为需要完备知识的专门活动，这就市场资本深度进入家庭提供了条件。



在普遍的育儿焦虑下，各类医学专家、母婴博主、婴幼儿从业者开始成为知识输出的主要群体，他们在各大平台上制造着新的词汇，提供着各式各样的经验方法。参差不齐的月嫂、育儿嫂、训睡师、月子中心、早教中心、托育所等专业人士与专业机构层出不穷，成为专业服务的供给者，分担着人们的育儿焦虑，也制造着新的焦虑。
解决育儿问题，除了专业人士与机构，还需要便利专业的工具，眼花缭乱的母婴产品出现在人们面前，泡奶粉既然如此复杂，购买消毒柜、恒温水壶、摇奶器、温奶器就成了人们必然的选择。同时，评估儿童健康与发育水平的评测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这些机构具有医疗属性，但更是市场大潮中的重要成员，一些知名的商业化儿保医生一号难求。
可以说，育儿知识几乎与育儿消费画上了等号。这些消费品价格高昂，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总归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背离了科学育儿吧。例如，根据育儿知识，婴儿一岁前不能摄入糖和盐，婴儿零食就需要另外购买，一罐在成人零食区只要几块钱的50克膨化食品，放在婴儿区价格基本都超过20元。月嫂、育儿嫂这些身怀专业技能的人士，她们的劳务价格更是远超普通家庭劳务。一位妈妈感慨到，请育儿嫂回来就像请了一尊菩萨，她不做家务，只带小孩，你还得自己买菜做饭。
第二，育儿焦虑的诱发与让人精疲力尽的育儿。精细化育儿构建了一整套体系，它依靠科学与心理学的话语，将育儿实践与幼儿的身心健康、未来福祉建立起紧密关联。这些关联有些是真实的，也有大量似是而非的内容，但无一例外都制造着强烈的育儿焦虑。市场主体在盈利逻辑下，也纷纷加入焦虑制造之中，就像很多人认识到的那样，社会焦虑暗藏着“财富密码”，他们放大着某些实践的优越性与违背这些实践的危害性。
很多年轻父母因为孩子无法在特定阶段达到科学育儿的标准化要求，产生了强烈的负面情绪，他们自责没有照料好孩子，担忧孩子是否有问题，或是未来难以达到更优的表现。例如，科学育儿不再提倡提早走路，而是鼓励婴儿多爬行。在早教标准中，宝宝爬行时间不能少于500小时，爬行不仅被认为有利于宝宝的运动表现，而且直接影响宝宝的大脑发育。在这套标准之下，爬行时间较晚的婴儿，或是跳过了爬行阶段、直接进入走路的婴儿，大多被视为大运动发育迟缓。这些婴儿的家长就十分焦虑，通常会想各种方法强化对婴儿的爬行训练。
从根本上来说，这套依靠理性化的科学管理主义与以人格为中心建构起来的育儿理念无法与现实严丝合缝。儿童发展具有很大的个体差异，在某个阶段存在的问题，很有可能在后一阶段的发展中就自然解决了，例如，部分儿童较晚学会走路、说话，但并不影响他们的成长，但科学育儿几乎为每个阶段的儿童都制定了标准化的生长指标与运动认知水平，这就必然会制造出“问题儿童”。



客观来说，这些标准也许有助于筛查出极少数真正有问题的儿童，但他们却将绝大多数的正常儿童与正常家庭卷入育儿焦虑之中。此外，同一套语言也有不少冲突抵牾的地方，例如，为了让婴儿符合科学的作息规律，通常强调需要对他们强化训练，以成人规则引导婴儿行为，而心理学对安全感的强调又要求父母尽量回应儿童的需求，给足他们安全感。从这一角度，精细化育儿本身就制造着各类矛盾，但这些矛盾却都能够转换为家庭的焦虑。由于家庭分工的客观存在，这些育儿焦虑更容易出现在母亲身上，要求母亲投入更大的精力与时间在育儿上。
第三，塑造新时期代际矛盾的主要内容，也引发了新的家庭冲突。在中国的家庭模式中，代际之间的育儿合作普遍存在，为了让小家庭更好发展，解放年轻一代的劳动力，父辈通常会参与到孙代的养育中。精细化育儿的出现迅速拉大了两代人之间育儿观念与育儿实践的差异。
由于育儿背后支撑性的价值观与知识体系不同，育儿层面的代价差异是如此显著，充斥在几乎绝大多数的育儿行为中。例如，老一辈认同与婴儿亲密化的身体接触，他们无所顾忌地亲吻婴儿的脸蛋与小手，而年轻父母担心着这种接触带来的细菌传播与疾病风险；老一辈强调婴儿自然而然的发育，他们通常忍不住“心疼”孩子，阻拦年轻父母展开各类训练。老一辈希望小孩多走，年轻人要求要求多爬；老一辈很早就与小孩同吃，年轻人要求小孩吃无盐无糖的单独食物；老一辈喜欢无节制逗弄小孩，年轻人却知道过度逗弄可能导致孩子错过睡眠点，而后出现睡眠困难。
精细化育儿涵盖了育儿的方方面面，代际在育儿上的冲突也就在方方面面显现出来。不同于传统时期紧密的家庭生活，现代小家庭在组建初期，两代人的接触有限，生育是代际深刻互动真正的开始。在以女性为主的育儿模式中，代际冲突通常都会转换为婆媳矛盾，年轻妇女原本就刚刚进入家庭生活，弥散在家庭中的育儿焦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矛盾。很多年轻女性在精细化育儿实践被破坏时，都有着强烈的愤慨，她们试图与公公婆婆沟通，一些沟通成功了，但完全的改造似乎很难实现，冲突也就无可避免。围绕着育儿形成的婆媳矛盾正在成为很多家庭的核心冲突，这种冲突也越来越难以消解。
此外，完美标准的建立与市场购买手段的供给，加剧了家庭的支出压力，也引发着新的家庭矛盾。经济能力较强的家庭能够承担地起各种优质的市场服务与市场商品，经济能力较弱的家庭有不少都陷入窘境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选择承受较大的经济压力，给孩子“更好”的照料，一些人放弃了“更优”选项，但内心积攒着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这种情绪在表层表现为对孩子的愧疚感，但也通常包含了对家庭收入的不满。



我们常常将生育成本视为物质性投入，但随着育儿不断精细化与复杂化，育儿不仅要求家庭增加经济投入，也要求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家庭内部为了育儿产生的冲突与摩擦同样变得更多，这消耗着人们的生育期待与生育幸福感，增加了生活的紧绷感与无奈感。很多女性不想再陷入精疲力尽的育儿中，很多老人也不想再进行如此复杂的育儿，更多人惧怕育儿领域的代际合作，试图以少生躲避繁重的育儿父代与家庭冲突。这种生育成本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但却是日渐渗透进人们的家庭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变革中的社会生活与话语体系

我们处于生活革命的时代，新的社会生活实践层出不穷，不同的话语与群体争夺着对新生活的定义与解释。在这一意义上，生活革命不仅仅是生活实践的变化，更是理解生活的编码系统出现了全方位的变革。问题在于，新的话语是要解放生活，服务于美好生活，还是要规训生活，将生活安置进新的价值剥削体系中。



随着新一代年轻人成为父母，他们渴求更加科学的知识指导育儿，新的知识也的确带来了进步，但在这一领域，中国家庭对儿童的强烈关注、资源往下流的代际支持模式塑造着巨大的利益空间，这种利益空间激发着各类主体不断提供有利于市场盈利、制造社会焦虑的话语体系。
可以说，当前育儿领域的话语场鱼龙混杂，制造社会焦虑、将家庭育儿引向市场构成了主要方向。一旦制造社会焦虑的话语占据主导地位，市场途径成为人们解决育儿问题的主导选择，必然削弱育儿的幸福感，耗散更多的家庭资源，带来更多的家庭冲突。这显然不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生活。
来源：“新乡土”微信公众号
作者：仇叶
编辑：胡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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